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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的构成要素及评价

2019年04月10日 18:28 庄馨雨 点击:[]

2008年,Hollands在《真正的智慧城市,请起立》一文中指出,很多城市“自我标榜”为智慧城市,只是因为它们在城市建设中大量使用了信息通信技术。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建设智慧城市,2006年,国际智慧城市组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单独开发了一套智慧城市评价体系,该体系覆盖宽带建设、知识劳动力、数字民主、创新、市场营销力等方面,并于当年启动Smart21城市评选活动。2010年以后,有关智慧城市评价文献开始增多。在城市分布上,被评价城市主要集中在欧洲且以跨国比较研究为主,现有7篇涉及评价的文献中,6篇对欧洲城市进行了评价,1篇对美国城市进行了评价。在评价方法上,有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评价方法、网络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法。在指标设置上,各种评价体系差异较大,Giffinger等运用74个指标,对欧洲70个中型城市进行了排名,而Kourtit等只采用11个指标对欧洲9个智慧城市进行了评价。[13][14][15]

查理斯.兰德(Charles Landry,2006)强调地方政治官员和城市管理者不应该是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而应当是为世界建设最好的城市。如果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没有人会反对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人们认为需要智慧技术、智能协作、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有效的制度来应对现代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有关智慧城市的讨论正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这一思想正大行其道,对于城市治理来说,这意味着城市政治官员和管理者不应以解决所有问题为目标,而是要增加城市系统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并形成广泛的公共价值(Landry,2006)。[16]城市变得越来越智能,不仅体现在服务于居民、建筑、交通系统的城市常规功能的自动化,还体现在城市能够监控、理解、分析和规划城市,以在现实生活中为市民提高效率、公平和生活质量(Battey et al.,2012)。[17]因此,在国际期刊和著作中也有越来越多关于这类主题的研究。相关文献虽然丰富但同时也是碎片化的:尽管对定义智慧城市做了一些尝试,但该术语仍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在文献中没有一致的定义(Tranos and Gertner,2012)。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政策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Yigitcanlar et al.,2008),并且这与公共管理视角的观点深度契合,该视角强调解决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形成良好政策的问题,更是如何在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组成强有力协作关系的管理方面的问题(Torfing et al.,2012)。[18]来自电子政府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对城市治理产生兴趣,对城市治理感兴趣的学者开始关注技术,但这些学科之间的有效链接需要厘清概念并从理论视角重新定位。

近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和新技术之间从设计到开发、促进、培育再到协同的问题一直是电子政府研究的重中之重(Danziger et al.,1982;Fountain,2001;Gil-Garcia,2012)。这些研究一直在调查如何利用新技术增强政府的质量和有效性。[19]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社会--技术协同问题正在从组织层面--或组织链层面--向城市系统层面纵向扩展。现有的概念和理论可以作为研究更高层次问题的基础,但也需要修正,以使其适用于研究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智慧城市这个看起来很吸引人的概念来说,这些理论有助于形成丰富的分析性、批判性观点。

有关智慧城市的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定义:智慧城市就是运用智慧技术的城市(侧重技术);智慧城市即拥有智慧人才的城市(侧重人力资源),以及智慧城市指实现智慧协作的城市(侧重治理)。在智慧城市的定义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方面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运用(Lee et al.,2013;Odendaal,2003;Walravens,2012)沃什伯恩等人(Washburn et al., 2010:2)将智慧城市定义为“通过智能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使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城市管理、教育、健康、公共安全、房地产、交通和公用事业——更加智慧、互联和高效”。[20]奥里格(Aurgi,2005)认为,即使存在多种不同的视角看待智慧城市,但信息和通信技术对未来城市的运行至关重要应是所有视角的内核。诸多学者也突出强调社会问题,如商业主导的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社会包容性议程、城市发展中创新产业的作用以及在城市发展和城市可持续性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技术作为反思这些其他问题的出发点(Lee et al.,2013;Walravens,2012) [21]。霍兰斯(Hollands,2008)强调智慧城市不仅需要成熟的信息技术,同时也需要不同群体的加入(也可参见Sauer,2012;Schuurman et al.,2012)[22]。吉芬格等人(Giffinger et al.,2007)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给出了一个详尽的讨论并且识别了其六个特征。然而,他们的概念将智慧城市是什么(智慧人群、智慧治理)和智慧城市想要达到的目标(智慧经济、智慧流动、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混在了一起。卡拉格力等人(Caragliu et al.,2011:70) 提出一个重要且深刻的定义,“我们认为当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以及传统的(交通)和现代的通信基础设施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高品质生活的动力,并且通过参与式治理对自然资源进行智慧管理时,智慧城市就形成了”。[23][24]这一分析强调了在文献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想型智慧城市概念。卡拉格力等(Caragliu et al.,2011)提出来的——需要包含所有的这些方面,此外,一个城市不能被定义为智慧的或者是“愚蠢的”,但是可以在这三个领域内分析其结构和文化特点。为了明确智慧城市治理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并强调智慧化是一个渐进式的概念,我们更想提出如下的智慧城市定义:城市的智慧化是指其吸引人力资本并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运用来调动这一人力资本在不同(机构的和个体的)行为者之间进行协作的能力。英格兰德(England)在2009年提出了如何加强生活质量的具体指征。他强调,政府应该设计一个政府补贴计划来促进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供水、电力系统、交通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健康和创新领域的发展。克洛特等(Kourth et al.,2012)认为政府应当同时关注物质产出(财富)和后物质产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卡拉格力等人(Caragliu,2009)补充道,智慧城市的目标还应包括实现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中的社会融合。许多作者提到了智慧城市治理的一般性合法诉求,但克洛特等人(Kourdt et al.,2012)强调智慧城市应该适应历史增长的路径依赖。[25]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智慧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健康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此外,城市目标取决于全体城市居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在一些城市,艺术和文化可能被认为是智慧城市项目的一个核心目标,而在其他城市,更好的交通可能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关键在于,尽管一些作者强调了城市系统的环境特征(Caragliu and Del Bo,2012; Giffinger et al.2007;Koiirtit et al.,2012),但是在技术性的讨论中最佳城市”的理念仍然处于主导位置,在将通过智慧城市获取城市治理合法性视为一个过程的文章中,权力和民主的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视角强调了在城市治理中市民与相关利益者的积极参与。但是这种参与类型在本质上不具有政治性。当城市可以汇集所有参与主体的智慧并产生一个智能的学习系统的时候,城市会变得更加智慧。

4 研究评述

纵观全球,国内外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和建设基本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虽各有差异,但是宗旨都是希望建设一个更加便捷、舒适、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国外研究主要是以技术为导向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与企业联合建设、以本地优势和需求为导向、以解决民生环保为重点等。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或者对基本理论和战略规划等方面进行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建设模式主要是依靠以政府为主导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导向,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

当前中国已经入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实施阶段,但是由于我国智慧城市相关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研究方法等与国外相比仍然落后,存在着诸多尚未被认识的问题和风险,实践的水平也较低,我国目前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尚无法满足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时间的需求。未来我国智慧城市研究和建设应对以下几方面加以重视:

1.加强智慧城市基础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

我国针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比较少,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理论体系,后续的研究应结合我国实际加强在智慧城市架构、智慧城市构建方案、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智慧城市建设路径等方面理论的深入研究。

2.重视智慧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我国在智慧城市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平总体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要积极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并加强自身科研能力。加快云服务建设,将城市各个领域智慧有效地连接起来。

3.形成完整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和机制。

形成适合当地模式发展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并且建立完整的运行机制,从点到面地推动智慧交通、智慧社区,进而智慧城市建设。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结合本地特点和需求,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城市发展道路。

4.强调智慧运用的实际需求。

智慧城市建设要结合中国国情,适合城市地方特色进行,设计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路线,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需求。

5.把智慧环保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发展绿色智慧产业,运用先进技术对环境资源进行有效监测,评估、预警、改良等,为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创作一个良好的环境,实现智慧城市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Rob Kitchin. The real-time city. Big data and smart urbanism [J]. GeoJournal. 2014 (1).

[2] M. Batty,K. W. Axhausen,F. Giannotti, A.et al.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J].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Special Topics. 2012 (1).

[3] John Patrick Connors, Shufei Lei, Maggi Kelly. Citizen Science in the Age of Neogeography: Utilizing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6).

[4] Kristian Kloeckl, Oliver Senn, Carlo Ratti. Enabling the Real-Time City: LIVE Singapore [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2 (2).

[5] Wayne Williamson, Bruno Parolin.Review of Web-Based Communications for Town Planning in Local Government [J].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2 (1).

[6] Slotterback C S. Planners’ Perspective on Using Technology in Participatory Proces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1.

[7]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智慧城市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8] 程大章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9] 张永民 “智慧中国”设计初探[J]中国信息界,2012,(10):8-12

[10] 杨正洪 智慧城市―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之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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